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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之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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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一个所谓中产阶级精英关于山西黑奴事件的思考和忏悔  

2007-07-07 01:24:58|  分类: 网文收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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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所谓中产阶级精英关于山西黑奴事件的思考和忏悔

        编者按:本站通常不发表不署名的文章,但这篇例外。这是本站读者转来的帖子,作者不详。从文章的内容看,我知道作者是我的“同类”。文章的内容让我震惊、羞愧,“皇帝的新衣”被作者脱下来了。恳望我更多的“同类”看看这篇文章,再认真地“研究研究”!——张德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当包产到户把农民重新打回一盘散沙的时候,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当工人罢工的权力静悄悄的从82年宪法中消失的时候,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当国有企业大规模减员增效,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媒体上肆无忌惮的叫嚣“为了接轨不惜牺牲三千万老工人”的时候,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当老左派们因为反对资本家入党而被全面封杀话语权的时候,也为今日之事埋下了一粒种子(当初我只觉得这帮人言语无味,在重复着无聊的老八股。当我看到大批包身工甚至奴工伴随着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卷土重来的时候,我才明白,无智的是我)。
    当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着的时候,我们----所谓中国的新兴精英、中产阶级、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或者正在策划着这种改革,或者正在推波助澜地大声叫好,或者正在一无所知而又兴高采烈地享受着这种改革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两三年前,一位国内知名学者在私下谈话里说:“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是失败的。前十几年是靠释放前一个时代的积累,后十几年是靠剥削弱势群体和投支资源。”我吃惊之余不很理解。是的,在以前做义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农村教育、医疗大面积崩溃,知道许多地方污染严重,但那时我还以为这些都只是简单的分配问题,怎么能说是发展失败呢?毕竟,北京上海深圳直追伦敦纽约是谁都看得见的,我们这群人的收入以及消费水平的增长更不必说了,中国私家车增长的速度连美国人都在惊叹。可是,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失学孩子那渴望的眼睛的时候,接触到由于拿不到应得的报酬节俭到一年只用十度电的退休工人们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这位学者的谈话。最后,当我了解到许多宏观数据和社会现象后,我不得不承认他基本上是说对了。原来,北京上海的繁荣和我们的高消费,是靠输他们的血来实现的。这个大论断的全面论证,不是这篇小文可以容纳的,只简单地说两三点吧:
    1、从深圳特区建立起,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全国数千万的打工仔在为广东省创造财富,而广东省上交国家财政的只占该省GDP的0.4%。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依靠如此低的税收运转。与此同时,在许多东三省的老国企里,国家征税高达80%以上。改革开放的“火车头”就是靠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和外部输血的游戏才如此风光的。东三省重工业体系全面破产的最大原因,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罗列的所谓国企的种种“原罪”,那只是在向国企“吐痰”,而是国家政策的杀鸡取卵。即使是微软公司,恐怕也经不起长达十余年的如此高征税。
    2、最近评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包括“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全部都是1976年以前完成的。那时我们还有值得自豪的两弹一星、先进舰艇,还能制造大型客机“运十”,现在,我们几乎没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先进技术。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世界排名,已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十几位降到了现在的四十几位。
    3、中国经济,尤其是高端经济,已越来越严重地被外资控制,中国十几亿人成了世界的打工仔。2002年,中国外资企业产品占了企业出口总额的55%,现在已增长到60%。根据中国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统计(航空器、电子、电子通讯、电脑和医疗设施、制药等行业),2002年外资公司的出口额就占到了高科技产品出口额的85%。更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在中国土地上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额高达45%(更多的数据和分析,请看GEORGE J.GILBOY的文章“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
    从这些宏观数字可以看出,要维持这样的经济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农民、雇工、残疾人甚至是被绑架的孩子来拼血汗,甚至拼性命。这并不是件奇怪的事。
    我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具有国内或者国外名校的学位,是某方面的专家,自认为是真正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山西的黑窑主不同,所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越来越与国际接轨的收入和消费,认为这是我们的才智和能力换来的。可是细想一想,作为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整体来讲,无论是在科技自主创新上,还是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竞争上,我们的成绩是不及格的!
    我们这个群体收入的增长,其实不是因为真正的贡献,也不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所谓的先进生产力,而是由于我们在越来越不公平的分配格局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既得利益者其实不只是官商勾结的黑心老板、官员们,也包括我们。尤其是我们的学位以及由此而来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占据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比如教育经费过度向城市以及高等教育倾斜集中等。
    可对于向我们提供了这些资源的中国老百姓,我们向他们回报的是什么呢?甚至我们对他们有过最基本的关注吗?要说有的话就是学费高的使他们的子女上不起学了,被拒于学校门槛之外了,甚至许多孩子很小就弃学谋生去了。
    山西黑窑事件的暴光,与大多数人不同,我没有震惊,而是欣慰。欣慰的是这个存在多年的问题,终于揭开了盖子。我所知最早的个案,是在十年以前。一位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家,有一个已成年的痴呆儿在九十年代早期走失,经多方寻找并悬赏寻找近一年后找到,是被卖到某省私人小煤窑里做了苦力。后来再次走失,至今没有找到。
    黑窑事件让我震惊和心痛的到是太多人来得太晚了的震惊和心痛。你也许不知道黑窑的那个个案,但广州火车站治安之混乱,黑帮之盛行,八十年代末就已经不是新闻了。山西黑窑的问题,和广州火车站的问题,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由于我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在那种地方讨生活,即使不得不从那种地方经过时,也不会象许多第一次坐火车出家门打工的半大农村孩子那样,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于是,我们选择了冷漠,选择了无动于衷。终于,几乎二十年后,我们震惊了,我们愤怒了,因为我们突然发现,底层的苦难也可以蔓延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蔓延到我们子孙的身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被绑架去做奴工的可能。这,就是对我们将近二十几年冷漠的惩罚!我们现在的震惊和愤怒,多少有一点天真到可耻的味道。我们的冷漠和无智没有借口!
    不止于冷漠和无智,我们中有些人甚至引经据典在报刊杂志电视上大讲“这是发展必须经过的阵痛”。更有甚者,积极参与或主动策划了对来自底层声音的封杀。
    那位一句“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基本是失败的”惊醒了我的学者,是我们之中有良心而且觉悟得早的,但至今他只能在文章中对这种观点有所暗示。如果明白写出来,在今天的中国,不必任何政府官员说话,甚至哪怕有政府官员出来说他批评得对,只怕学术界和媒体也会自发自动对他进行全面的围攻和封杀。因为这种观点太不符合主流学术精英和媒体精英们的利益了。这是有前车之鉴的。
    几年前,《读书》杂志发表高默波《高家村》一书的序言就引发了一场巨大风波。这位出身江西农村的学者,至今父母兄弟姐妹也还是农民或者农民工。他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高家村从1949年到今天的历史。在序言中,他以详细的事实和数据,描述了八十年代初期以来高家村教育、医疗以及公共事业的大规模倒退,并做出了发人深省的分析和反思,南方某报业集团为此组织大量学者全面围剿。但是这些人都不能够反驳高默波提出的铁的数据和事实,于是该报业集团找到中宣部,一顶“为文革翻案”的大帽子扣了下来,一纸“不争论”的禁令全盘封杀了高默波一方的声音。恐怕是同样的原因,《高家村》一书尽管被不止一位海外中国专家誉为“现代中国最好的村庄史”,但中文版至今还没有出版。我们中许多人念叨了很久的自由主义教条:“我可以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高默波那让我们许多人不太舒服的真话面前是如此的虚伪和不堪一击。
    顺便说一句,该南方报业集团,在我们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除其政治立场外还算是敢批评政府为民众鸣不平的。但在《高家村》事件后,我不得不怀疑,这些批评,有多少是真正关心社会不平而希望推动改善的?又有多少是为了发行量的?甚至又有多少是想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政府或所谓的低素质民众,来洗白媒体精英们本身也是既得利益一部分这一事实的?
    更不必说今日中国社会道德之沦丧,我们这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所起的推波助澜和催化作用了。二十多年了,我们掌握着的媒体一直都在宣传无论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管他好人坏人能挣到钱就是高人。步鑫生、牟其中这些时代典型,最后挣钱都挣到监狱里去了,恐怕这不是偶然。直到今天,我们的许多媒体还在孜孜不倦地用显微镜甚至莫须有的“事实”解构着雷锋、董存瑞等一批以前的时代典型。这也是了,不把这些居然不会考虑自我的傻子们都解构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只为自己打小算盘、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正当性”怎么能够显示出来呢?
    认真想一想,我们和黑窑主的区别不过是,我们有文凭,有话语权,我们凭着这些抢占了优势分配地位;黑窑主有权力,有暴力,他们凭着这些也抢占了优势分配地位。这完全是我们当中的经济学家们这些年来一直推行的所谓“经济人理论”以及“比较优势理论”的伟大实践。如此高深的理论,我们都推广实践到村一级了,绝对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普及奖。黑窑的苦果,我们这些会摇笔杆子会耍嘴皮子从而掌握了话语权的人,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在播种。  
    所以,在我们用手电筒照别人的同时(人贩子、黑窑主、当地官员等等),也应该拷问一下自己的良知了。在过去二十几年里,我们是同谋,我们是帮凶。至少,我们同样分享了底层的血汗而没有给他们应该的回报,甚至是起码的关注。有什么样的精英,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我们口口声声喊了将近三十年“中国人素质低”,今天我们应该想想,究竟是谁素质低?素质低的,恐怕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那些胓手胓足劳作、撑起了中国经济所谓“奇迹”的普通工人和农民,而是我们这群因有机会多读了几本书就自以为了不起的所谓精英,所谓新兴中产阶级。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二十几年了,我们脱离中国的底层和现实,欢呼着推动着与国际接轨。政府也响应我们的推动,一直为此努力,甚至不惜以牺牲广大的底层为代价。终于,我们接回了一大堆鬼。今夜,是我们忏悔反思的时候了! 
                转自:中国三农研究中心>>三农评论 张德元荐 发表日期:2007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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